殊途同归打一生肖

南海一号模拟复员图。杜南的林俊画得很清楚。这是一艘典型的“幸运船”:有一座城市那么高，尖尖的船底像刀片，船身又宽又平。天气晴朗空，海风咸咸的。里面装满了华丽的货物，从中国南方港口泉州港出发，前往东南亚或西亚沿海国家进行远洋贸易。船员们满心欢喜，憧憬着异国的海湾和小镇，而船上的商人却在盘算着一船漂亮的器皿能带来多少丰厚的收益。

船没有按照南宋的海关规定直接驶向大海，而是绕过了近海航线。出发后不久，船就因为触礁、海上天气不可预知，或者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翻了。这艘船已经沉睡在黑暗安静的海底800多年了，它所携带的所有出口货物、生活用品、各种储备甚至鸡、羊、牲畜都成了密封在时间胶囊里的珍宝。

直到1987年8月，在广东省阳江市以南约20海里的南海船山群岛附近，被中国交通部广州打捞局和英国海洋勘探打捞公司意外发现。历经几个世纪的沧桑，它有了一个新名字:“南海一号”。

时至今日，南海一号的打捞和考古发掘已经持续了30多年。从2001年对古沉船的首次水下调查，到2003年规划批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建设项目，再到2007年南海一号被打捞并搬进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再到2014年沉船的考古发掘与保护，一直到现在，笼罩在南海一号上空的历史迷雾正在逐渐散去。

8月6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重大研究项目“考古中国”新进展工作会议。会上，杜南记者了解到，2014年至2019年，“南海一号”货物清理取得初步成效。沉船出土文物18万余件，展现了宋代中国繁荣的海外贸易体系，对研究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具有重要意义。

辩题:水下挖掘还是空气体挖掘？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南海一号”考古队领队孙坚。孙坚是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南海一号”考古队领队。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新进展工作会议后的第二天，他就赶回了广东。“我单位在北京，家在北京，但我一年有八个月在南海一号考古发掘现场。”孙坚告诉南都记者。

由于广东天气闷热，发掘工作只应在2月至5月和10月至次年2月进行。一方面要严谨细致，另一方面又要因为气候原因争分夺秒。

为了保证沉船以及船上的有机物和其他生物不受环境剧变的影响，南海一号考古发掘的第一步是向水晶宫整体注水。

注水后，就面临着如何挖掘的问题。据孙健介绍，南海一号考古发掘曾有过两次大的争论，一次是在古沉船刚被发现时，业内对南海一号是进行水下发掘还是整体打捞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经过打捞专家、工程专家、交通部专家和海洋施工人员的反复论证，最终整体打捞方案胜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南海一号”沉船的完整信息。

南海一号整体被沉箱打捞。第二次争论是在南海之后我带着整个沉箱搬进了水晶宫。建造水晶宫的初衷是将南海一号的整个考古发掘向公众开放，让公众见证考古人员在水下的工作。孙坚指出，水晶宫的想法虽然很棒，但也有一些错误。“因为在静水环境下，泥沙一旦被搅起，不仅观众看不到水下的野外工作，就连潜水工作人员也根本看不清楚。”

这次在水下发掘和空气发掘的争论中，考古队最终确定了空气发掘的方案。具体做法是逐步降低水位，让工人在空气中下地干活。“但水晶宫一直是充满水的，只是挖掘面略高于水面。”这样不仅可以实现精细开挖，还可以通过环境控制利用水位降低沉箱内的温度变化。

提及此次考古发掘的难点，孙坚告诉南都记者，“南海一号”在海洋中沉没数百年，之后经历了调查处理等多次环境变迁，发掘中的土方包含了大量遗迹和历史信息。在5年的工作中，考古队已经处理了数千吨土方，所有挖掘出来的土方都需要经过筛选，运到填埋场掩埋。

此外，由于船体空较窄，所载文物极为密集，也增加了考古发掘的难度。“人不站的地方，都是文物。”孙坚苦笑道。

“船上的货物都是层层叠叠的，最高的有十几层。起初是用脚踏吊，但这种方法效率太低，实际上不可行。最后用海绵塞进去，一点一点来。”

与“盗宝”不同，考古发掘不仅需要将文物带出原始环境，还需要对其进行测量和定位，记录文物在遗址中的位置和三维坐标。“原来是卷尺和手写记录。现在我们可以同时使用三维激光摄影、精确测量和数据管理。沉船打捞上来后，我们希望不仅要把东西拿出来，还要及时保护现场。客观上要有迹可循。”

船舱里有一系列的货物堆放。通过精准定位，可以还原每一瓶、每一瓶、每一罐“如何包装、如何搬运、如何摆放”。我们可以判断哪些货先发，哪些货后发，从哪个港口发，怎么发，包括哪些先卖，哪些后卖。”孙坚告诉南都记者。

挖掘现场。场景:还好，连一根南宋的头发都能找到。

五年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所所长姜波多次到南海一号考古发掘现场考察。在他眼里，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操作”。

“有现场发掘，有数字扫描记录，有海洋工程方面的人员做相关的配套工作，还有现场实验室的文物修复。很特别的是，博物馆的观众可以见证整个发掘过程，以及文物保护的过程。对于观众来说，会有强烈的震撼印象。很多人想亲眼看看考古是怎么做的。”姜波告诉南都记者。

据他说，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和工作人员聚集在挖掘现场。“在室内发掘阶段，参与的人有的是考古学家，负责船体的发掘，文物的清理和提取，有的人是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因为海洋文物是经过脱盐、脱水、脱硫的。他们让文物直接进入实验室，在发掘现场进行保护和处理。还有类似轮机工程的技术人员，当然还有田野考古中非常重要的技术人员。他们需要做大量细致的现场文物清理工作。”

一个难点在于木船船体本身。“因为随着水分的流失，木船可能会变形，可能会损坏。如何把它清理干净，让它保持足够完整，以支持未来的研究，这里面有很多知识。木质船体的发掘和保护是各国水下考古队的难题。”

虽然发掘花了5年时间，但姜波认为进度并不慢。他告诉南都记者:“考古工作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原则上要以极其精细的工作提取最丰富的历史信息。挖掘的比较细致，所有的泥土都经过筛选和清洗。比如发掘的时候，我甚至在一个罐子里发现了一根南宋的头发。”

文物:瓷器17万余件，铁器130余吨。

南海一号所含细瓷，经过五年的发掘，南海一号出土的文物数量惊人。“这艘船是一艘完整的商船。水里登记的比较完整的文物有18万多件，还有大量的碎片文物没有统计。”姜波告诉南都记者。

据悉，南海一号上的文物主要有三类:一是货物，二是船上的生活用品，三是乘客携带的物品。它们涵盖了瓷器、铁器、青铜器、漆器、金银、玉器和石器、朱砂和水银、动植物残骸等许多类别。其中瓷器数量最为丰富，达到173545件。同时还有黄金189件、白银198件、青铜196件、铁13件、铅锡60件、竹木漆器99件、玉器玻璃器皿26件、不明材料274件。

瓷器数量惊人。可以推断，这是一艘南宋时期的商船，其主要目的是交易海外陶瓷。这些瓷器产于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浙江龙泉窑。

“在下沉的过程中，瓷器从水面下沉到水下几十米，会发生碰撞，环境会发生剧烈变化，所以其实大部分瓷器都是受损的。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它们都是完整的。”孙坚说。

南海德化一号窑青花牡丹纹六面盖壶。杜南记者发现，南海一号生产的陶瓷中，有上佳的青釉菊瓣盘、青釉菊瓣盘、青釉花碗等。釉色古朴、醇厚、灵动、美观，是南宋龙泉青瓷的代表作。青花卷枝花釉沿芒口盘对折，釉色丰富，印花繁复，代表了南宋景德镇青花瓷的极高水准。福建省晋江市的瓷炉窑是宋元时期华南沿海重要的出口产地。这一次，印在水上的青釉沿陵口盘折起，器内外遍施青釉，并绘葡萄纹，光彩夺目，别具异国情调。

“这艘沉船将泉州港的瓷器分布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姜波告诉南都记者。姜波以德化窑制壶为例说，“市场的需求决定了产品的设计和产品的烧制。从这方面可以看到东西方方海洋世界的互动，这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南海一号”还携带大量铁器，总重130吨。这艘货船装载大量铁器出口，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相悖，成为“南海一号”留给考古学家的又一个谜团。

材料:羊86只，鸡46只，鹅40只，猪9只…

“南海一号”长30多米，宽10米。这种祈福船一般能搭载一两百名乘客前往东南亚或西亚，航程约40至50天。为了保证航行期间的营养供应，船上会配备充足的生活物资，包括一些随时可以宰杀食用的牲畜。动植物遗存的出现，让我们对南宋远洋贸易船上的船员和乘客的身份、习惯和日常生活有了直观的了解。

考古人员发现，南海一号沉没所携带的家畜数量为86只，其次是46只家鸡和40只家鹅，猪的数量相对较少，只有9只。

为什么羊最多？孙坚向南都记者解释，一方面，宋人吃羊很重要；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船上的乘客有一定的信仰。

南海一号上还出土了一些人类的遗骸，包括人类的下颌骨、肋骨、锁骨等，孙坚告诉南都记者，考古领域有明确的约定，我们需要对人类的遗骸抱着非常敬畏和谨慎的态度。由于船只沉没时的碰撞、潮汐影响和鱼类的干扰，人类的遗骸很少能保存在水下。目前，人类学家已经对挖掘出来的人骨进行了DNA检测。

南海ⅰ号出土的植物种子。同时，南海一号出来的植物大多生长在热带或亚热带，以核果类和坚果类居多。腌制成梅花的李子，作为干果食用的橄榄和槟榔，都是专为远洋航行挑选的。此外，还有荔枝、花椒、石粟、云南刺、酸枣、银杏、冬瓜、大米、辣椒、松子、葡萄等。更有意思的是，考古人员还从南海一号上出土了一罐咸鸭蛋，有工作人员分析过，它在航海中并不是用来吃的，而是作为一种物品，证明南宋时期的海洋贸易有着此前被人们所忽视的丰富程度。

南海一号出来的金银器皿，大部分都是乘客携带的饰品或物件。其中二龙戏珠和金手镯、金花手镯、金花环、金花环、金戒指…几千年后依然辉煌。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装饰品是外来的，而不是我们中国的.”孙坚说。他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海一号”应该是登上了不同地区的船只和乘客。

疑点:偏离常规路线，大量出口铁器，沉没原因不明。

现场检查。随着舱内所有货物清点完毕，“南海一号”逐渐向人们露出了本来面目。它是一艘幸运的船，从船上装载的货物和它的起源来看，考古学家认为它最有可能起源于泉州港。船上为乘客准备了大量的活羊、鸡、鹅等家禽，猪肉吃得少。从乘客佩戴的饰品来看，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中一些人非常富有。

但仍有一些令人费解的谜团。比如沉船遗址。“南海一号”的沉没位置表明它偏离了商船的正常航线。“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宋朝的一些特定阶段，不同的港口对应不同的出口路线。比如温州港、板桥港对应东北航线，去日本、朝鲜等地。泉州港和广州港面向西南，即东南亚和西亚。”孙坚说。

他告诉南都记者，在宋朝的海外贸易体系中，如果商船从某个港口出航做海外贸易，是不能去其他沿海城市的。“它有一定程度的检查控制，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海关。船载满货物后，官员会跟随，船会一路驶向远海，比如东南亚。也就是说，不能在天津上船，中途再去烟台和上海。这艘船的沉没位置偏离了传统的主航道。我个人更倾向于它可能去过广州，但它为什么能去广州？这是要研究的。”

南海一号发现后不久，就有学者专家推测其始发港是广州港。但孙坚说:“到目前为止，这艘船的货物上还没有绝对产自广东的物件。去广州港可能是去接客人，也可能是去送客，也可能是其他目的。从宋代的海上贸易管理制度，可以进一步探究。”

另一个非常新颖的方面是船上铁器的大量输出。到了宋代，瓷器和丝绸开始大量出口，但金属制品在海外贸易中受到严格限制。

“到了宋代，中国开始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也就是用煤做燃料。燃料问题解决了，金属加工业的冶铁产量增长很快。这样就可以提供半成品铁条，加工成刀、矛、犁等。在其他地区购买后。但是宋朝的铁器是明令禁止出口的。不仅对南方，对北方少数民族也是如此。中国对铁的控制非常严格，直到明朝。”孙坚告诉南都记者。

然而，南海一号装载了130多吨成品和半成品铁制品。是非法交易吗？孙坚不这么认为。如此大量的钢材，而且船上还有官员，不太可能出现“走私”行为。南海一号文物作为历史展示，将对相关文献进行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各界关注的南海一号沉没原因尚无定论。孙坚透露，“南海一号”上的13个水密舱全部装满了货物。另外，船尾两个对称的较小的船尾尖部，本来不应该装载的，也装载了一定量的货物。此前有人猜测南海一号沉没是因为超载。

孙坚表示，现阶段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考古工作应该有依据。不能因为货多就简单说超载。现在我们已经清理了货物，但是船体本身的挖掘还有一年的时间。它可能不是因为超载而沉没，可能是触礁，可能是因为天气恶劣而翻船，甚至可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现在只能推断沉没原因，我认为不严谨。”

宝藏:无与伦比的水下考古发现

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悠久。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历史研究所所长、广东省海洋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学者李庆新在《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介绍，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与日本人有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汉武帝时期，南海海上交通从东南沿海出发，沿中南半岛沿海，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岸和波斯湾地区，达到了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同的目的。唐代，从广州出发的商船途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到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陶瓷成为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剑、马鞍、貂皮、麝香、沉香、肉桂和高良姜也在出口产品之列。

南海一号出土的金饰南宋时期，从泉州港、广州港出发的商船，可南达泰国、印尼，穿过马六甲海峡，西达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达土耳其，或向西远至埃及、索马里、肯尼亚。其中一个或多个是800多年前南海一号起航时的目的地。

由于毗邻南宋都城临安，泉州港因这一时期船帆众多、贸易繁荣而被誉为“富庶之洲”。“南海一号”只是从泉州港发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货船中的一艘，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古代海上贸易鼎盛时期的美景。

“泉州去年已经申请了世界遗产，没有成功。大概明年会申请吧。就南海一号而言，我们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这是一个实证材料。我们可以看到800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有一艘完整的船，满载货物，船上有各个地区的人，从事海外贸易。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都是文献，是实实在在的演示。”孙坚说。

“南海一号的价值非常独特。”姜波也告诉南都记者。“它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30多年的发展。这是世界水下考古的经典案例。以前我们在水下做考古发掘，难度很大，丢失了很多考古信息。但这一次，我们实现了全世界水下考古学家的愿望，将一艘船搬到一个博物馆进行详细挖掘，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考古信息。沉箱的整体打捞也开创了水下考古的新纪元。”

[面试]

杜南采访了广东省海洋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

宋人扬帆四海，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顶峰。

杜南:“南海一号”的始发港可能是泉州港。南宋时期，泉州港在整个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据什么位置？是不是比广州港更繁华的港口？

李庆新:自汉唐以来，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方港口。北宋时期，广州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诗人糜竺说，浙闽、广南东路三市“最繁华”。南宋初期，广州还是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据史书记载，“财宝万贯”，“取课比其他方式多一倍”，被誉为“天子南库”。有大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南海各国的商人居住在广州樊房。南宋末年，受经济衰退、战争等因素影响，广州贸易不景气，原居广州的西人后裔蒲开宗迁居泉州。广州的贸易在元代中期得以恢复。大德年间，广州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意大利旅行家奥多利克来到广州，说广州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船只数量极其庞大。”意大利的这个城市没有这么多船.”

泉州是晚唐时期的一个新兴贸易港口。然而，直到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福建路轮船公司才在泉州成立。泉州设立航运公司后，贸易持续增长。南宋时，迁都临安(今杭州)，福建在都城附近。大批贵族宗族进入泉州。他们是商业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增加了区域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刺激了泉州的贸易。泉州经济发展迅速，素有“富州”之称。泉州在宋元时期没有被战争破坏，成为元代最著名的港口。元朝末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泰(Ibn Batuteh)来到泉州，看到港湾里大约有100艘大船和数不清的小船。他认为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南宋时期，广州、泉州和明州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南海一号的沉没可能来自泉州，但反映了南宋初期海外贸易的情况。

杜南:在已知的南海一号文物中，你认为哪些特别有研究价值？

李庆新:“南海一号”沉船中发现的大部分物品是瓷器，它们来自宋代江西、浙江和福建的瓷窑。有些瓷器的款式、造型、风格与国内同类器物大相径庭，明显是专门为外国顾客制作的，说明这些中国瓷器产品在海外有着广阔的市场，说明实用商品在宋代海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陶瓷生产与对外贸易接轨，相互影响，产生了专门为海外市场生产的“外销瓷”的出现，形成了面向海外市场的生产销售方式，外销瓷产地与贸易口岸共同繁荣。唐代外销瓷的产地分布在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而南海一号发现的外销瓷则来自东南沿海，这与唐宋时期的政权更迭和国家版图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南海一号沉船中发现大量中国铜币、银锭和金箔。古钱币最早年代为辛莽火圈(8-23)，最晚年代为元宝(1165)，证明该船沉没时间不早于南宋孝宗干道元年。这些发现一方面说明中国钱币在东南亚和印度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广为流通；另一方面说明宋代长期实行“钱禁”效果不佳，无法禁止铜钱外流，对研究宋代经济史、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史、东南亚货币史具有重要价值。

船是一个移动的社会。人骨、兽骨、果渣、朱砂、咸鸭蛋罐头、鲜艳精美的漆器残片、石枕、观音像等。在南海一号沉船中发现的估计是船上人员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祭祀活动用品，对了解宋代水手的海洋社会生活和海洋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杜南:南海一号的考古发现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有什么帮助？

李庆新:宋朝是一个经济发达、城市繁荣、科技发达的伟大朝代。它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宋朝一直奉行发展海外贸易和鼓励贸易的开放政策。宋人扬帆四海，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沿海港口在空之前繁荣起来，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了鼎盛时期。对南海一号沉船的考古和研究，不仅再现了古代东西方海上交流的壮丽经典场景，更让世人领略到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引领潮流，将其带入一个波澜壮阔的航海时代。也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带来新的突破，如港口史、交通史、贸易史、造船史、科学文化交流史等，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

南都记者黄采写了这篇报道。